控烟行动已在全国悄然推开。
新华社消息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4个省份出台了省级控烟相关法规，254个城市出台了市级控烟相关法规，全面无烟法规保护人口比例不断提升。
按照“健康中国2030”的规划，中国还会继续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工作，逐步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要降低到20%——这相比2022年的24.1%，还要继续下降4个百分点以上。事实上，部分省市已经将这个数值降到了19%左右，甚至更低。
此外，在税收等方面，可能还会有更多限制烟草使用的措施。
这些都体现出了中国相关部门控烟的决心。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烟民数量全球最多。据统计，中国烟草销售额已超2万亿元，到2025年将达到2.9万亿元；烟民总数约为3.5亿人。
在国民健康方面，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疾病，也给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带来了过重的负担。吸烟作为常见的高危因素，也到了必须要严格控制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11年前（2003年5月）就制定并实施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达成了控烟的共识。
只不过，戒烟不易，控烟也很难。接下来，随着一个个“大考”节点的逼近，控烟也有很多硬仗要打。
超7亿无辜受害者
“吸烟有害健康”绝不只是一个口号。
一项横跨11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吸烟与470多种疾病的发生和80多种疾病的死亡风险相关。这些疾病包括哮喘、消化道溃疡、糖尿病、肺癌等。
最近《成瘾》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揭示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这一研究涉及120万刚开始吸烟和45万终生吸烟者，结果表明：吸烟不仅会对肺、心脏等器官造成直接损害，还会导致腹部脂肪堆积，进而导致糖尿病、中风、痴呆等疾病。
当然，吸烟并不是吸“毒”，不会立即毒发身亡。
《英国癌症杂志》也曾经刊发一篇文章，其中有统计数据显示，持续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在45岁以前的患癌风险差别不大，但到了50岁以后会迅速拉开差距——到75岁时，持续吸烟者的患癌风险已经比从不吸烟者高出15%以上了。越早戒烟，风险越低，如果能够在30岁戒烟，患癌风险与不吸烟者相比只高出2%左右。
来自：《英国癌症杂志》
更值得关注的是无辜吸入“二手烟”的群体，他们人数更多，且受害程度更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善联主编的《现代卫生经济学》一书指出，中国有7.4亿人暴露于二手烟雾危害之下。这个数字是吸烟人群的2倍以上。他们患哮喘、乳腺癌、心脏病、肺癌等疾病的几率都比较高。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也曾明确表示，二手烟没有“安全水平”，排风扇、空调等都无法完全避免非吸烟者受到二手烟的“毒害”。
二手烟受害者以女性和儿童为主。《2018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中国非吸烟女性的二手烟暴露率为65.4%。另有研究表明，上海市孕妇二手烟暴露率为51%，绝大多数发生在公共场所或办公场所。尽管在问卷调查中，92%以上的人都知道孕妇吸二手烟的危害很大。
二手烟不仅会导致胎儿畸形，出现肺部疾病、心脏病等，还会影响其神经元发育。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欧晓璇、詹晓玲等人的研究认为，母亲孕期暴露于二手烟环境和孩子1岁以后暴露于二手烟，都会增加孩子出现孤独症谱系障碍的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讲，吸烟已经不仅是危害当下，还会祸及人类未来。这也是控烟的重要目的之一。“控烟的目标主要是保护非吸烟者，使其免受二手烟的损害，同时兼顾改善吸烟者的健康。”资深管理顾问贺滨告诉虎嗅。
来自：《环境卫生学》杂志
经济负担加大
吸烟的经济账越来越向控烟倾斜了。
如前所述，烟草经济是一笔大生意。市场调查机构reportlink202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到2030年全球烟草市场规模将达到1.1万亿美元。2022年到2030年的复合年增长率约为2.6%。新型烟草制品市场（如：电子烟）的复合年增长率可达到4.4%。
但是，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认识到，烟草经济带来的收益，已经不足以抵消吸烟损害健康等造成的经济压力了。
比如：中国、WHO中国代表处和UNDP2016年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由吸烟造成的医疗成本、陪护成本等总额已经达到3500亿元。
另有对外经贸大学的研究者算了一笔账，基于人均GDP衡量，吸烟引致的间接经济成本早已超过9000亿元，再加上被动吸烟造成的间接经济成本1650亿元，烟草使用带来的健康、经济损失已经非常庞大，给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其总额正在快速逼近烟草带来的收益。
而且烟草的使用也在加速预期寿命等间接损失加剧。曾有河南信阳疾控中心的研究者对1990年到2019年因吸烟导致肺癌病例的死亡等情况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归因于吸烟的肺癌粗死亡率从1990年的13.91/10万增长到了36.4/10万，平均每年上升3.33%。由此导致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更是增长了近2倍。可以说，吸烟是既费钱又要命。
从客观情况看，随着人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新技术层出不穷，各国的医疗费用本来就在水涨船高。无论是以国家医保为主，还是以商业保险为主，支付方都承受着很大压力。
在中国，根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蓝佛安所说，2019年到2023年，全国卫生健康支出增幅达到34.4%。这个数字达到了历史新高。2024年的“账本”中，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卫生健康支出安排为2.28万亿元。
尽管国家医保部门手握超2.8万亿元的基金，但是要花好它、尽可能把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做好超13亿参保人的医疗保障工作，也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健康生活、预防疾病的意义越来越大。
即便是亡羊补牢，例如通过加强对高危人群，也就是60岁以上男性人群（也是吸烟的主要群体）的癌症筛查，做到早诊断、早治疗，也不可避免会产生一笔不小的支出。
相对而言，控烟、戒烟等改善生活方式为主的活动，简直是“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了。
控烟力度还要加大
正因如此，控烟已经成为全球很多国家的共同选择，前述提到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经有180多个国家签署。在中国，《公约》已于2006年1月9日生效。从吸烟率的变化情况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控烟的成效越好。中国也有很多省份、城市表现亮眼。
比如：深圳市，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经降到了16.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提前完成了2030年的目标。同样提前完成任务的，还有北京和上海（吸烟率分别降至19.9%、19.2%）。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曾将控烟比作清理污水池，“关键要阻止新的水进来”。从这个角度讲，尽量避免青少年成为烟民，比让烟民戒烟更有性价比。
从控烟成效较好城市的经验看，围绕青少年活动较多场所的监管也更加严格，处罚也更加严厉。比如：深圳市的6个全国首例中，有多个是与此相关的，包括：针对向未成年人售烟的首张3万元罚单、针对网吧控烟不力的首张3万元罚单，以及针对电子烟实体店的首张罚单等。
但从整体来看，控烟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有的地区部门间协调不力，特别是在动员非卫生部门力量时比较乏力，这种情况在一些主推控烟的机构没有执法权的地方，就会出现重重困难。
同时，还有一些来自市场的阻力。比如：对于青少年或低收入人群来说，提税、提价本来是很好的手段，但是销售价格增幅远低于支付能力的增长，实际上是在“降价”；商家也在试图推出新形式的产品，迎合年轻人的喜好，使吸烟更隐蔽，增加控烟难度。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吴翔天在5月2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直言，要在2030年达到吸烟率降低到20%的目标，“压力很大”。除了减少新增的吸烟者，还要积极劝说戒烟，加大戒烟门诊建设，从医务人员做起，自己不抽烟，进而劝说患者及其家属戒烟。
对于当前控烟的难点，贺滨向虎嗅表示：“只有合理合法的控烟措施，才能真正起到效果，并有效保障非吸烟者的权利。”
贺滨告诉虎嗅，控烟虽然主要是要保护非吸烟者，但是，其目标只能通过改变吸烟者的行为来实现。这就要求控烟活动要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有效约束吸烟者的行为，并避免受到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干扰。比如对“公共场所”的定义，就要有法理依据，如果“无视产权且一刀切”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谁的地盘谁做主。只要讨厌吸烟的人越来越多，有产权的私人餐馆，也会在自己的地盘逐渐明确规定禁烟，否则会赚不到钱。”贺滨向虎嗅表示。
就在5月19日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财政发展蓝皮书：中国财政发展指数报告（2023～2024）》提到要提高一部分产品的税率，其中就包括烟草。
除了立法和税收，控烟也需要各相关部门、社会各界的共同监督、参与，共同营造无烟的环境。
当下，中国卫生工作的重点正在从疾病治疗转向疾病预防，并提出“每个人都要做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在这种情况下，远离烟草不仅是法规的要求，更应该是每个人对自身健康负责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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